导演周婧说,整个团队在拍摄前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。团队去了北京档案馆搜集1924年的电车合同,所有历史考据方面的资料都会去梳理,相当于是一个文字的案头工作。除了文字上的考证,团队还实地去踩关键的公交线路,观众现在在影片里看到的线路,其实是团队从北京上百条公交线路中提取出来比较有代表性的,比如像远郊线、代表京津冀一体化的燕郊线、还有最短的313公交线等,这些线路都独具特色。笔者认为,《余生那些年》当中的爱情线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,但亲情线却细腻真挚,让人几度潸然泪下。这场疾病阴云下的情感救赎,显然在家庭当中完成得更为出色。当患者面对疾病时往往成为一个不具备自主选择性的个体,人文学者米歇尔·福柯就提出了“病人的主体性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是被抽离的”观点。显然,在家人的鼓舞和包容下,茉莉选择诊疗并试图康复,希望恢复主体性的身份。与其说是和人的爱给予了她活下去的勇气,不如说家人的爱才是她与病魔抗争的主要动力源。电影当中,茉莉选择表露真实心声的时刻几乎都是在家庭当中,愤怒和伤心也流露在与家人相处的时分。这样发生于家庭当中的疾病叙事,更好地帮助观众将日常生活中关于家庭的情感经验投射于影片中。沉默寡言的父亲、温柔善良的母亲、体贴稳重的姐姐构成茉莉家庭的全部,这对于观众来说无疑是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进行代入式的共情,从而完成了从道德他律到情感自律的转化。这也是这部影片为数不多的出彩桥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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